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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家治国论”到“高知群众论”
    更新时间: 2020-07-03     浏览次数:132

我家三代大学生。五十年代,我父亲读武汉测绘学院,当时全国人口5.7亿,每年大学招生4万人。八十年代,我读天津师范大学。当时全国人口十亿七千万,每年大学招生57万。2015年我儿子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全国人口十三亿七千万,大学招生700万!
 

大学毕业生在中国人口中的比例,就这样在飞速提升。增加的不光是文凭的数量。我翻过父亲当年的大学教材,其中有些知识我高中就学过。我也看过儿子的高中教材,很多知识我已经搞不懂。知识逐渐下放是个大趋势。
 

几十年后,中国绝大部分新生儿都会读大学。街上随便拉过一个人,他的知识水平可能都高于今天的教授。
 

科学传播界有个公民基本科学素质调查,使用全球通用文本。最近一次(2018年)调查表明,中国有8.4%的公民拥有基本科学素质。和同年美国的28%相比低得多,但也达到了美国1988年的水平。并且,每次调查这个比例都在上升,从未下降。
 

也许就在2100年,世界上任何国家,包括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人人都是大学生。除了极个别情况,都具有基本科学素质。只要黄石火山不爆发,彗星没有撞地球,这个全民知识化的时代必然到来。
 

不过,我写这篇文字不是报喜,而是报忧。当今世界所遵循的社会价值观,所实施的政治和社会运转模式,基本还来自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那时不要说科学素质,认字的人都没多少。先贤多从宗教、民族和阶级角度考虑社会问题,很少把知识水平当成重大因素。在他们的著作中,“人民”、“民众”或者“群众”都有个隐含的属性,那就是低知识。他们没文化,需要知识精英代言。
 

还没人思考过,一个全民知识水平都相当于今天大学教授的社会该如何组织,怎样运转,虽然这个时代必然会到来。翻遍历史文献,或许只有“专家治国论”多少接近这个话题。所以,我先捋一下它的来龙去脉。

 

(二)

 

专家治国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哲学王”概念。那时候的“哲学”不是现在哲学学科的意思,而是指知识。柏拉图设想的“哲学王”,意思就是让最有知识的人统治国家。这里的知识不仅包括有关自然规律的知识,更是指人伦道德和法律知识。
 

经过黑暗的中世纪,弗朗西斯-培根重抬这个话题。在《大西洋岛》中,他设想了一个叫“所罗门宫”的统治机构,里面都是科学家。他们研究自然规律,发明工程技术。作为近代科学理论的开创者,培根心目中的专家基本就是科学家,而不是道德家。
 

十九世纪初,孔德创立实证主义,成为后世专家治国论者重要的思想库,但他本人并非专家治国论者,这一点后面会具体分析。圣西门和孔德的思想差不多,也认定未来人类会进入由科学家领导的实业社会。
 

1921年,美国人凡勃朗正式打出“专家治国论”旗号。认为工程师高于资本家和政客,他们掌握客观规律,最有资格管理社会。1929年美国陷入经济危机后,专家治国论者走向实践,先后组织起“大陆专家治国委员会”、“专家治国联合会”,甚至“专家治国党”。不过刚到三十年代末,这些运动就偃旗息鼓。
 

虽然作为一种思想,专家治国论诞生于最发达的西方国家。但他们作为政治力量,在那些国家里却影响甚微。有分析认为,在这些选举政治国家里,内阁职位要作为筹佣交给政治支持者,不可能交给技术专家。而这些专家如果想自己搞什么党派,民众动员能力基本为零。
 

对于首批工业化国家来说,并没有更高成熟的竞争者,工业化可以由民间人士慢慢来搞。这些国家的专家虽然水平领先,但主要服务于企业,而不是从政。后发国家就不行了,他们想起步时,头上已经有多座大山。要想快速翻身,就必须依赖专家。
 

同时,独裁者掌握政权后,不必用职位酬谢很多人,更能凭借权力任用专家办事。所以,后发国家才是专家治国论的土壤。

 

(三)

 

1892年,一批墨西哥专家组成政党,号称“科学家派”。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由专家治国论者组成的政治团体,虽然当时还没有“专家治国论”这个称呼。这批人遥尊孔德为宗师,奉行他的实证主义。
 

然而,他们无法靠深入民众获得影响力,于是便支持独裁者迪亚斯。后者也将实证主义定为官方信条,依靠“科学家派”引进资金和技术。可惜,直到1910年迪亚斯被推翻,墨西哥都还是贫困的农业国。
 

在巴西,实证主义者也在十九世纪就深入政坛,推动该国现代化。巴西国旗中那句“秩序与进步”的口号,有人以为是葡萄牙谚语。并非如此,那是实证主义的口号。巴西还有孔德“人道教”的教堂,现在还有很多信奉者。
 

日本的现代化晚于南美,但是后来居上,成果显著。虽然该国没人明确喊出类似“专家治国论”的口号,但却成功进行了有关实践。明治维新后,执政者把业务委派给大批西方留学生,让他们推动各行各业的现代化。
 

十月革命后,沙俄时代当过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的帕尔钦斯基带着大批技术专家留下来,支持布尔什维克政权。按照他们的理解,计划经济必然得由专家领导,苏联才是他们最好的用武之地。结果可想而知,经过“沙赫特案件”和“工业党事件”,这些人被清除,帕尔钦斯基遭遇秘密处决。
 

清除掉白色专家,苏联却一步步由自己培养的红色专家来统治,形成事实上的专家治国。苏联解体前最后一届中央委员会里面,有理工科文凭的委员超过半数,剩下的还有不少经济专家。苏联曾经被中国送上一顶“修正主义”帽子,其实质就是因为搞专家治国。
 

在中国,孙中山于政坛上最早提倡专家治国。他的《建国方略》如果实施,必须依赖专家。国民政府于1928年执政后,一步步吸引技术专家入阁,以地质专家翁文灏担任行政院长为最高峰。
 

从六十年代开始,东南亚国家陆续奉行专家治国论。印尼进入苏哈托时代后,执政党本身就叫“专业集团党”,这个名字在全球独一无二。该党控制印尼长达三十年。菲律宾的马科斯是另一个依赖专家治国的典型。在他们垮台以后,新加坡成为专家治国仅存的典范。
 

专家治国论之得失优劣,有关文章汗牛充栋,不再赘述。本文仅强调其中一点。当年的支持者认为,专家接受系统科学教育,客观、理性、实事求是,很少受意识形态左右,这是他们有资格掌权的重要原因。
 

而这些特征恰恰就是基本的科学素质。传统国家转型伊始,从上到下都生活在封建迷信当中,专家是第一批具备科学素质的人。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放到今天恐怕不如一般本科生,但是这种素养却会传承下来。
 

现代国家要由具备科学素养的人掌握,这才是专家治国论留给我们的遗产。

 

(四)

 

1957年,苏联《技术青年》杂志连载科幻小说《仙女座星云》,作者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叶菲列莫夫。小说背景定为公元三千年。届时,所有人都接受高等教育,一辈子边工作边学习,能拿五六个文凭。每个人不是科学家就是艺术家,很多人两者兼任。
 

相比之下,《星球大战》同样描写星际世界,里面仍然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哪个设想更有实现的可能性?当然是前者,甚至不必等到公元三千年。
 

对专家治国论的一个严厉批判,就是这些专家脱离民众。现实中的治国专家们也确实如此,往往和支持他们的独裁者一起倒台。然而,如果民众也都是专家,又会怎么样呢?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文盲眼里的世界,未来的年轻人也很难设想一个人不懂科学该怎么生活。而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想象一个100%由大学生组成的社会,同样非常困难。唯一确定的是,今天的社会价值观和运转模式,恐怕不适合于这个未来,需要升级改版。
 

此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专家治国论的先师孔德。因为把人类社会分为“神权时代”、“王权时代”和“科学时代”,孔德被后世专家治国论者奉为精神导师,南美那边对他尤为信仰。然而,孔德生前却要走群众路线,想创办“人道教”。他不仅向官员和商人们宣传,也会站在大街上向铁匠们宣传这个理想。
 

这个“人道教”具体是什么样呢?实际上就是把科学无神论制度化。孔德希望在法国各地建立人道教堂,在里面代替神像的,是宣传自然规律的艺术品。没有宗教节日,另设节日来纪念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技术进步,比如炼铁。人们来到人道教堂,不再向神感恩,而是彼此感谢对方的帮助。
 

按照孔德计算,整个法国需要十万名人道教教士,代替以前的神职人员,成为社区生活的组织者。孔德没想搞专家治国,他想建立一个由理性主义者组成的社会。
 

在十九世纪中期,这种设想自然毫无现实基础,但是它正在未来向我们招手。当然,那里面不会存在幼稚的“人道教”。高知群体成为社会主流以后,尊重客观规律已经成为普通人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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