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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与未来学
    更新时间: 2020-09-24     浏览次数:304

 

英国科幻小说家亚瑟·查尔斯·克拉克纪念邮票。

 

“真有未来学这门学问吗?”
 

“未来研究会是正规的学术机构吗?”
 

“……”
 

每次听到科幻界朋友这样发问,我都感到悲哀。未来学与科幻曾是一奶同胞,如今却像失散多年的兄弟。
 

1516年,托马斯·莫尔完成了《乌托邦》。它既是科幻史上重要的一章,也是未来学的一个源头。当时没有什么SCI指数,学者想对未来说些什么,写成小说更容易流行。康帕内拉写《太阳城》,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里虚构“本萨伦岛”,这样的例子当年比比皆是。
 

这些人并非有文学上的兴趣,主要是方便讲道理。这些文本也不像小说,更像背景设定。当时,有些不那么知名的未来学作品更像科幻小说。1763年,匿名作者出版《乔治六世的统治时期,1900-1925》。法国人默西埃在1770年出版《2440》,预言奴隶制将废除,人类会统一。
 

1863年,凡尔纳因《气球上的五星期》开始科幻作家生涯。其实他是写了一篇论文,研究如何控制气球的高度和方向。出版商建议他改成小说试试,从此大获成功。
 

在其主要作品里,凡尔纳仅描写各种科学构想。但在晚年遗作《约拿丹号历险记》中,他全面预言十九世纪各种流行政治风潮的未来,与百年后的事实惊人一致。《约拿丹号历险记》的预言水平远超同代时政专家。
 

在凡尔纳的光辉下,不少人撰写预言未来的小说。英国人利顿在《即将来到的种族》(1871)里,描写了知识集团将控制社会。贝拉米的《回顾》(1888年)在美国激起了相关的政治运动。里奇特在《100年间》(1892)中,精确地预言美国和俄国会在一百年后瓜分世界,并且各有三亿人。
 

如果翻阅从《新中国未来记》开始的那一波中国科幻小说,你不会找到一篇关注过去的作品,所有小说都在描写未来。那就是接受了同时代西方科幻中未来取向的结果。
 

未来学界公认的创始人是威尔斯。是的,就是科幻作家威尔斯。当然不是因为他写了很多著名科幻小说,而是他写了很多研究未来的文章。1902年1月24日,威尔斯在皇家学会演讲中正式提出建立研究未来的科学,那一天被未来学界视为重要时刻。
 

威尔斯参与创办《明天,未来》杂志,成为它的最初领导人。杂志既发表未来学论文,也曾是英国科幻协会的会刊。当年他还没提出“未来学”这个词。1943年,德国学者弗莱希泰姆正式创造了这个概念。
 

科幻在美国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这个阶段最主要的作家都具有未来学倾向,甚至直接研究未来。克拉克创作过《未来的轮廓》,讨论科学界如何走出固步自封,全面拥抱未来。阿西莫夫不仅创作很多未来学著作,还接受大公司邀请,向他们提供未来咨询。
 

受当时国外创作倾向影响,在截止到1983年的中国科幻大潮里,我们也几乎找不到回顾过去、逃避现实的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是那个时代最具未来学倾向的科幻小说,其意义长期被低估。叶永烈并非只写了一堆“奇技淫巧”“未来市”居民学习多种外语,经常出国旅行。今天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在1979年都是惊人的预言。
 

在那个年代,未来学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学校教育。老师们经常“what  if”(如果……会怎样……)的模式让学生们讨论,设想某种变革对社会的影响,类似于没有人物和情节的科幻创作。很多这样的课程与科幻小说讲座混在一起,今天也被视为科幻教育的组成部分。
 

未来学与科幻文学分家,大致也就在那个时候。一方面,未来学始终过不了“可检验性”难关,无法在科学界立足,影响力大大下降。想当年,《第三次浪潮》全球发行上千万册。如今,我很难从80后、90后当中,遇到一个听说过“未来学”的人。
 

另一方面,悲观的未来学渗透到科幻创作,取得了决定性影响。是的,诸如“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这些概念也来自未来学,只不过是其中的悲观派。两个派别不仅仅是两种取向,在想象力上也不能同日而语。
 

悲观派是在现实基础上作减法,乐观派是在现实基础上作加法。悲观派常用“趋势外推派”,认为现在的某种不良趋势将来会增加50倍,或者持续一百年。乐观派使用“因素代入法”,相信会有某些尚不为人所知的有利因素,将来会大幅度改变人类社会。
 

悲观派只关注已经很显著的不良趋势,比如环境污染。所以,他们总是落在时代后面。乐观派则要通过调查研究,寻找尚未引起关注,甚至还只停留在理论的因素。他们总是站在时代前面。今天去读六七十年代的未来学名著,仿佛正在谈我们周围的世界。
 

悲观派在六七十年代于学术界形成广泛影响,一二十年后影响到国外科幻创作。当年,像《猿猴世界》《疯狂的麦克斯》这些悲观派作品确有警世作用。现在则成了套路,新一代中国科幻作家更是深陷其中。我曾听一位年轻获奖作家发表感言,认为科幻只能写机器人造反,或者外星人入侵。当然不是,可惜他们不知道科幻曾经写过别的未来。
 

如今在科幻圈流行的种种“高概念”,基本上都是悲观派。与当年的科幻相比,是一些文本更完整,细节更细致,主题更无聊,想象力更贫乏的作品。创作这类作品的人,并不需要劳神费力研究未来。
 

今天,每当有人向中国科幻投以期许的目光时,我就会问他:你心目中的科幻,是否还是凡尔纳、阿西莫夫或者叶永烈时代的科幻?如果是那样的话,建议你要谨慎。也许,你从现在的科幻里找不到想要的东西。
 

当然,我希望明天的科幻能够满足他们。前提是科幻界能有足够多的人,知道什么样的坑正在前面的路上等着我们。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科幻作家,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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